不能忘却的历史：绥师琐记

     —－写在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百年华诞之际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百日维新正式揭幕。当年中日甲午战争败讯传来，忧愤交加的光绪曾窘迫地当廷大哭。有心振衰袪弊的青年皇帝受变法派康有为等的影响，深感中国之落后，教育滞后是一大关键，因此于戊戌变法期间下特谕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且令各省开办中小学堂，省会的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势拟就的新学制，也由此登堂入室。被寄以“宏济时艰”厚望的新式学堂，能否育人才开风气，无论是汲汲趋新者，还是抱残守缺者，都拭目以待。数月之间天下移风，数千万士人，尽舍其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故事。然而维新志士弹冠相庆之时，大概不会想到短短数月即风光不再，新政顿成泡影。当八国联军残破京师，一手葬送戊戌新政的慈禧更不会想到：是自己的愚蠢和恋栈，使帝国输掉了一场战争，更断送了大清帝国最后一线的自救希望。在仓惶出逃途中，方才稍稍有所悔悟，虽然内心充盈的更多是无奈与愤恚。光绪二十六年，“西狩”长安的光绪秉承慈禧懿旨在上谕中作出锐意振兴的姿态，且把改革教育制度，作育人才摆在突出位置，虽然这一转变来的太晚，但毕竟带来一线希望。于是乎乃有光绪二十七（1901年）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江楚会奏：“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刘、张二人更为此提出应对之策：废科举，设学校，派游学。当统治集团在重重压力下开始革新之时，上行下效，倒也能兴起一阵风潮。据学部统计，迄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各省有新式学堂42，444处，学生1284，965人。这其中，就有僻处塞外的归绥中学堂、绥远中学堂以及土默特旗高等小学堂。

早在雍正元年（1723年），由土默特都统丹津主持修建的启运书院就落成在归化城的南柴禾市，乃是土默特旗蒙古子弟读书习礼的地方，书院名“启运”，寓函启边疆文运之意。在绥远城南街有启秀书院，满洲八旗子弟“释甲胄而诗书，化干戈为礼乐”尽在此处。光绪十一年（1885年）归绥道安祥在官绅商民资助之下创立古丰书院，招收归绥道各厅汉族子弟入学。及至戊戌新政之初，归绥“蒙”、“满”、“汉”三学并立、分庭课徒。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根据学务大臣的命令和《奏定学堂章程》，归绥道台朴寿又改古丰书院为归绥中学堂，书院生童转入学堂就读。1906年4月归绥道台胡孚宸兼任归绥中学堂督办。胡孚宸字公度，湖北孝感人，进士出身，曾任京畿道御史。其人“雅负物望”，秉性中直，为清流所重。办学之难远过于宦海沉浮，人、财、物缺一不可。胡孚宸“在任五年，于兴办归绥学务，厥功甚伟。筹集巨额基金，发给各县商生息，复购置学田三十余顷，次第拓展校基，添筑堂舍。而对中学学生朝夕督课维勤，每遇课期，亲身校阅，口讲指画，娓娓不倦。时捐廉俸，给奖高才生，以资鼓励”。胡孚宸当年曾为归绥中学堂刊制对联，辞曰：“重译共轨文，异学分歧，愿多士勿忘国粹；十室有忠信，及时淬砺，虽边地岂乏人才。”个中深意，不仅表于言而且践于行。胡氏于归绥新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后人自当铭记在心。

边地文化本就有待培育，满清为保边疆安定，却有意从各方面加大对蒙古各地的控制力度，在文教上更是要“摧毁其固有文化，锢蔽其外来的知识，束缚其前进思想，使其愚昧保守，日趋退化”。因此茫茫敕勒川上百姓多不识“之乎”，能文者更是寥寥。三大书院多延聘内地儒者教课诸生，至新式学堂开办时，理化教员多来自浙江，科学教习则来自山西。教员“本应多聘，但因筹款有限，暂选通达汉文亦知新学者”。这在当时是全国都为之束手的一个问题，“教育一端，师资为重”，教师是“学子之根核”，师范乃“群学之基”。然而人才培养是有一定周期的，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所需教师何止百万，一时之间到哪里觅得如许良师？要从根本上解决师资匮乏的问题，切实之计，莫过于兴办师范学堂。职是之故，光绪三十三年（1907），归绥中学堂添设简易师范一科，以“养成小学之师资”。这便是后来呼和浩特师范学校的前身，亦即是今日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的滥觞！清末时局飘摇，宣统三年以后更是以练兵筹饷为由削减教育经费，归绥学务一时陷于停顿。即令如此，数年间师范科仍毕业学生43人！

民初时局更是动荡不安，覆巢之下罕有完卵，稚弱的“师范简易科”只能勉强维持。彼时学校“用人者视为调剂官僚之地，长校者咸具传舍寄寓之心，往往一年数易，致校务无从改进，学风亦渐颓唐。”城头大王旗变换不定，主客军此来彼往，杂役摊派多如牛毛,归绥地方人民负担日渐增加,学生无力就学，各校生源急剧萎缩，终至无以为继。直到时局粗定的1922年，绥远区学务局成立之后，绥远地区方才有了专门的教育管理机构。在时任绥远学务局长王济若的奔走呼号下，绥远师范学校在城南文庙街成立，以清末新政的遗物工艺局为校舍，王本人兼任校长。说起来，工艺局与简易师范科一样都凝结着胡孚宸的心血，这也是当年胡氏筹银七千两所建，官商合营从事毛纺织业，兼济民生之外也可稍开利源，此时因缘际会，竟然为绥师派上用场。彼时学校教师人才济济，绥远地区新文学运动先觉者陈志仁、荣祥等人教授国文，王森然、王济若等人担纲英文，又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者如贾文卿、巩国华、张伯卿等人讲授史地、理化、音乐等科。绥远师范学生享受官费待遇：最初每月发放津贴银洋三块，全年按十个月发给，每年发给单衣两套，食宿、书籍及文具等均由学校供给。师资优异且生活条件如此优越，寒门秀士纷纷投考，经绥远师范淳朴学风熏陶，很快成为广受社会欢迎和重视的教育者。其中尤为卓异者有：耿正（归绥县立牛桥街小学）、卢继业（归绥省一小）、郭绍先（归绥省立女校）、王世重（托县一小）、杨成善（清水河小学）等，尽皆办学有方、卓有成就。然而此时时局播迁如故，校长也去就频频，自1927年12月至1929年11月短短两年间，校长更易者凡五位。彼时教员多由校长选聘，校长去职教员也多不自安，因此学校大局常有风雨之憾。1929年绥远建省，傅作义主政绥省，绥远师范学校也易名为绥远省立归绥师范学校，刘汉就任校长。在绥远师范学校历史上，刘汉是唯一一位两度出长绥师且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29年11月—1937年10月；1943年8月－1947年8月）。刘汉先生凉城人氏，北京高等师范毕业。为人廉洁自奉，不嗜烟酒，青布袍褂、软底布鞋，举止间尽显儒雅风流书生本色。刘汉以“继往开来，教师天职”为绥师育人理念，立“精、诚、勤、敏”校训，定校歌“青山苍苍，黑水茫茫，五千年文化发扬光芒……业精于勤，嬉则荒”。笃实力行自强不息的绥师精神，正是由此生发而来。

“七七事变”之后，日寇铁蹄很快踏入绥远。9月大同、集宁失陷，刘汉与图书管理员王德政和吴秉周、吴焕武、马藩、贾斌、陈铭等八名学生趁夜班无人时把仪器图书等可以藏匿的东西悉数埋藏在学校西北角的菜窖中，忙碌数通宵，终于坚壁清野完毕。1938年的绥远，贼氛甚炽，奴化教育甚嚣尘上，归绥师范学校被迫全校停课。拼杀疆场既为军人天职，保存国粹则为教师本分，刘汉校长和归绥中学教师范虎三一起带着百余名不愿接受奴化教育，一意继续办学、求学的师生徒步两千余里，辗转奔赴陕南安康的国立第四中学，在战火中延续归绥斯文一脉。相对于平津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辗转入滇，政府各方扶持有加，各校师生虽远途跋涉而终归有所倚恃，刘汉一行更多的是靠个人力量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其间辛劳憔悴亦不遑多让。归绥流亡师生先驻于西安粮府街，后转至安康，战时家国破碎，人心惶惶，加之物资匮乏，办学者常有巧妇之忧，刘汉校长惟有勉力维持苦撑待变。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1939年腊月间，日军进犯河套，各机关院校纷纷转移，刘汉就读绥中初一年级的幼子刘达人也随校颠沛，因生活无着、劳顿过剧不幸病亡于平罗，年方14。刘汉怀黍离之悲，又遭丧子之痛，还需为绥师复校奔走。1943年绥远师范学校在陕坝再次招生。战乱中绥师能弦诵不辍，刘汉校长居功至伟！抗战胜利后，绥远再次卷入内战，绥远师范也不能独全。1948年，刘汉辞去绥师校长一职，而绥师不久即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此掀开了学校发展的崭新一页。

绥远师范学校的历史犹如近代中国一般，于山河摇荡、国难频仍之中，仍能有所坚守，走向复兴。当诸多文教机构历经劫波，早已烟消云散，而僻处塞外的绥远师范学校却能绵延命脉，除了机缘时势之外，更离不开那些难得的负责者。无论是楚材晋用的胡孚宸，还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刘汉，他们念兹在兹的，无非是致力学务以“医愚疗贫救弱”，为这个国家求富求强尽一己之力。艰难时世中，能支撑他们如此执着的，也许就是一种对自身使命的坚持和对民族终将复兴的希冀吧。这也正是历史所昭示于今人而我们尤须铭记的！